《清明上河图》与《蒙娜丽莎》的感受(清明上河图是谁画的)

《绘画与眼泪》的作者教育我们要跟一幅画产生心灵交流，最好独自一人去博物馆，寻找人少的作品慢慢欣赏。但全世界最著名、最值得“心灵交流”的两幅画，却又是最难以安静欣赏的，无论是在《清明上河图》还是《蒙娜丽莎的微笑》面前，“安静欣赏”永远是一个奢望。

蒙娜丽莎的微笑有千万种意味，肯定有一种是对拥挤人潮的无可奈何的苦笑。就像五百年前的在天子脚下战战兢兢的臣子无法想象，今天的游客为了抢占头位在紫禁城里展开的百米冲刺。

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两幅画的热烈围观，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还一个看了无数复制品之后用真迹洗洗眼的心愿，也不仅仅是为了拍照上传朋友圈。当我们的目光穿过熙熙攘攘的人头，平视着墙上的那个笑容神秘的女人，俯视着密封在玻璃柜中的一千多年前的宋朝百姓，以其说我们欣赏艺术的美，不如说我们是在寻求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

中国人围观的是《清明上河图》背后的古老东方帝国的精神故园，欧洲人缅怀的是《蒙娜丽莎》背后的现代西方精神的文化乡愁。

文治之邦与文艺复兴

《清明上河图》与《蒙娜丽莎》都诞生于艺术的盛世，但是却有着完全迥异的文化背景，催生《清明上河图》的是宋代的“文邦之治”，催生《蒙娜丽莎》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

艺术的繁荣不一定是在四海升平的盛世，宋徽宗的时代四面楚歌，15世纪的佛罗伦萨内忧外患。一大群天才的汇聚，再加上掌权者的支持，才是一个艺术盛世的标配。

宋代开国皇帝认为晚唐的藩镇势力与五代的武将动乱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立国之初就定下了重文轻武的“文治安国”之道。对武将的压制，让北宋在面临外敌的时候屡战屡败，对文人的重用，则让北宋成为“文治之邦”。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宋词、程朱理学、《资治通鉴》在文化史上各领风骚，同时兴盛的还有文人画、山水花鸟的院画和市井风俗画。

宋代重商兴市的政策带来了市场繁荣，民俗兴旺。高度的商业化也带来意识形态的转变，带来劳动阶层、商人的自我意识的转变。宋代之前的绘画只有宗教壁画、金碧山水或者贵族仕女，底层草根人物没有资格成为艺术品中的主角。相比起前朝的奴隶和贱民，宋代的人民开始觉得自己也是个“人”，平民阶层的活动和肖像开始出现在画作上。《清明上河图》就是在此种文化背景中诞生的市井风俗画。

在许多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取材市井的风俗画中，底层百姓的劳动、休闲、戏剧、节庆等主题取代了隋唐时期的贵族仕女、宗教神仙。宋代的风俗画赞美现世的琐碎的快乐，而不是追求来世与彼岸的安宁，也不是讴歌盛世的富贵荣华或者自娱自乐的写意桃花源。《盘车图》、《炙艾图》、《斗茶图》、《行旅图》······这些草根行止图，别有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力，表现着底层百姓的欢乐，也反映了底层人物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遗憾的是此种底层草根人物的意识的觉醒，并没有如文艺复兴一般，进一步发展出对自由的追求与对人的价值的认识。

催生《蒙娜丽莎》的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不仅是画家笔下的新技巧，不仅是学者对古典文化的新探索，也不仅仅是科学的新启蒙。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对新世界的发现，以及对人的价值的重估。《蒙娜丽莎》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象征符号。

中世纪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人只能欣赏上帝创造的成果。达·芬奇等文艺复兴的艺术家认为，人生在世不仅是为了欣赏与理解造物主的伟大，更应该欣赏作为人的骄傲。达·芬奇们认为人是上帝在人间的继承者，艺术家不能停留在临摹自然，更应该在艺术中加入自己的理解，甚至可以在作品中重新安排与改造自然。他们追求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像中世纪的画匠一样幻想上帝的天堂。在达·芬奇等文艺复兴艺术家的笔下，个人意识、人的骄傲、人的成就，人的一切成为艺术的中心主题。《蒙娜丽莎》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意识苏醒的产物。可以说，从文艺复兴与《蒙娜丽莎》开始，现代西方精神的大厦奠定了地基。

市井民俗画家与人文主义精英

《清明上河图》作为市井风俗画，从来都没有进入传统的主流审美。倘若市井风俗画成为主流，我们应该看到无数的描绘市井风情的古画，而不是流传至今的区区之数。

北宋苏东坡那一句著名的画论：“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定下了基调。中国传统的主流审美认为，一件作品具有叙事性或宗教意义就意味着品流低下。从苏东坡到董其昌，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被推崇到极致，文人精英阶层认为绘画只是一种内省、自娱的笔墨游戏，画作不能模仿真实，不能具有叙事性，不能具有宗教色彩，甚至绘画也不能与公共空间产生联系，于是绘制壁画、书籍插图和肖像画的画师以及观众被认为不入流，被排除在主流审美之外。在文人精英看来，只有文人画才是“画”，其它的只能算是“图”。

在传统的艺术精英看来，《清明上河图》一类的叙事性的作品，其艺术价值并不高。张择端一类的宋代院画家大多出身草根阶层，贵族门阀子弟少有“屈身”去画院当御用画家。张择端当然是一个卓越的职业画师，但是并没有超越自己身处的时代。

如果说《清明上河图》充满市井人文情怀，《蒙娜丽莎》则充满人文精英情怀。文艺复兴初期，艺术家们努力追求技巧上的完美，努力“复兴”古典美的理想，进入成熟期之后，艺术家产生了超越古典美的雄心，他们在此种追求中超越了以往的工匠的身份，晋身成为“艺术家”（15世纪之前的欧洲只有工匠画匠，而没有艺术家的概念）。

文艺复兴进入成熟期，艺术家不仅仅追求真实表达人的模样，更深入到表达人的精神与情绪。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就是其中代表作。

当今天的西方人围观《蒙娜丽莎》的时候，看到不仅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还有达·芬奇的影子。达·芬奇从临摹自然入手，接下来他用了科学的方法来观察，他超越了“复兴”，不仅仅是在复兴古典艺术，并且创造了新的表现手法。

达芬奇创作了西方世界最著名的两件艺术品《蒙娜丽莎的微笑》和《最后的晚餐》，他不仅熟悉调色板的工作，同时还精通解剖学、生理学、机械学、水力学、植物学和光学。除了画家的身份，他同时还是雕刻家、建筑师、飞行器设计师、城市规划师、军事工程师。

达·芬奇代表着技术的进步与艺术的创造，他作为情感与理性的合体，技巧与精神的合体，冲破了人类的宿命，人类不再满足于服从上天或者临摹自然，人类可以征服自然与冲上天空。达·芬奇不仅是文艺复兴的最佳代言人，甚至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

翻版与恶搞的艺术经典

“翻版”是后人对前人经典作品的致敬。《清明上河图》后北宋之后也有无数的模仿之作。比较著名的有仇英的翻版，画了两千多人，还有清代的《盛世滋生图》，画了一万两千多人。这些后人的翻版之作，也许人物更加繁多，也许场面更加恢宏，但是终究没有超越市井风俗画的范畴——我们的艺术理念，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从徽宗朝到乾隆朝，没有任何改变。

“恶搞”经典艺术品是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的惯例，或者说一件艺术品如果没有经历过无数的“恶搞”，那么它就不算是传世经典之作。

艺术家戴翔通过“摆拍”创作的摄影作品《清明上河图·2013》，算是引起轰动的一次成功的“恶搞”。摄影师在作品中戏仿了《清明上河图》的背景，但是其中的人物却被置换成当下现实中的40多个“中国热点事件”，诸如“我爸是李刚”、“城管打人”、“征爹求包养”等等。戴翔以戏仿与恶搞《清明上河图》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后工业时代中的矛盾与冲突。新版的《清图》尽管通过符号置换加入了当代热点新闻的元素，但是从艺术语言来说，这依然是一幅写实主义的“市井百态图”。

如果说翻版与恶搞反而更加坚定了《清明上河图》的经典价值与传统审美的意义，那么《蒙娜丽莎》作为西方传统经典的象征，已经在各种翻版与恶搞中被摧毁了一万遍一万遍。

最早、最著名的对《蒙娜丽莎》的恶搞，出自后现代主义教父杜尚之手。1919年，在法国的杜尚买来若干幅《蒙娜丽莎》的彩色复制品，然后用铅笔给这位美人加上了式样不同的小胡子，神秘的笑容顿时变成了荒诞不经的表情。这批被恶搞的《蒙娜丽莎》中，最著名的一幅名为《L.H.O.O.Q, Mona Lisa with moustache》，这个名字带有淫荡污浊的暗示。

1919年，正值一战结束，残酷而漫长的战争带来的幻灭感瓦解了传统道德，也动摇了传统艺术观，一个脱离了传统的全新的文化空间由此诞生。彼时的蒙娜丽莎已经成为传统艺术的经典符号和艺术权威的化身。还有什么比恶搞《蒙娜丽莎》更能代表着对传统与经典的颠覆呢？

杜尚对《蒙娜丽莎》的恶搞是对古典主义艺术权威的怀疑、挑战与摧毁。也代表着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对传统艺术标准的无视与挑衅。随后蒙娜丽莎被一代代艺术家不断地恶搞，这意味着经典符号流变为游戏符号，也意味着精英艺术在当代艺术中的瓦解。

20世纪下半叶，蒙娜丽莎被无数次地“翻版”，被印刷在无数的流行文化产品上，工业复制消解了经典艺术的“灵韵”，“翻版”让经典走向民间，也让精英艺术流变为大众文化。当然，所有的这些翻版与恶搞都无损《蒙娜丽莎》原作的经典地位。

结语：

西方有无数的描绘民间市井风情的欧洲版《清明上河图》，而我们却找不到一幅象征启蒙主义与自由理性精神的中国版的《蒙娜丽莎》。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未曾拥有一个自由理性的时代？还是因为绘画在今天已经不再重要，不再有资格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当我们围观《清明上河图》，缅怀故国旧梦和憧憬繁荣盛世之余，也许可以想一想。

这两幅画只能讲艺术意义和艺术史意义，而不能以金钱价值衡量，它们都不会流入到市场上去，两者也不具可比性。清明上河图是宋朝绘画，由于它的悠长的历史，它的长卷绘画形式，它的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使它成为中国传统绘画重要代表作品，我早年出差北京去故宫时，刚好赶上一个陈列馆开放时间，有幸看了这幅作品，但只匆匆看了一下，因兴趣被其他稀奇珍宝喜引。

《蒙娜丽莎》被认为是达.芬奇的代表作，1507年创作完成，这幅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位城市妇女形象，人物姿态优雅，笑容微妙，背景风景幽深茫茫，充分发挥了画家奇特的烟雾状”无界渐变着色法”，人物丰富的内心感情和美丽的外形达到巧妙结合，人物眼角和唇边显露感情部位，画家掌握精巧与含蓄的结合，达到神韵，因此使蒙娜丽莎的微笑有神秘莫测的奇韵，被称之”神秘的微笑”。在构图上，画家改变了以往肖像画采用侧面半身或截至胸部的构图法，而以正面胸像构图，构图呈金字塔形，显得人物更端庄、稳重，那双柔嫩、精确、丰满的双手也显示了画家敏锐的观察力和精湛画技。400年后的一桩轰动性盗窃案使这幅画声名大振，1911年一名生活在法国的意大利籍装修工盗走了这幅画，因为他坚信是拿破侖从意大利掠夺走这幅画，后案件告破，画回归卢浮宫，这一事件使这幅画声名鹊起，成为世界性神话，这一事件，使原来在一片颂扬声和批判声中的达.芬奇和他作品声誉得以彻底革新和扩张，使这幅作品成为世界上最珍贵、最具知名度的一幅肖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