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远古之世，民神杂糅，天人之间的来往并非什么异事，后来到了颛顼时代，颛顼让手下的重、黎二人隔绝了天地之间的通道，从此天地相分、人神不扰。
在《国语》中，楚昭王就有此一问：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观射父回答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古时民风淳朴、神风浩正，人神和谐相处，所谓“ 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可惜到了少皞时代，南方九黎乱德，不敬天神，乱象丛生。直到颛顼在位，乃命重黎，绝地天通，正是所谓的“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关于掌管天的南正重，与掌管地的火正黎，众说纷纭。有说重和黎本是一人，又有说重也曾担任火正之职。种种说法，未有定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火神祝融。
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
祝融，楚人的精神领袖，公认的先祖。对于先祖绝地天通这一件事，昭王大惑不解，故而由此一问。
观射父絮絮叨叨回答了一大通，最后指出事到如今我们只需要做好祭祀就行了。而祭祀的时间，也是玄妙，是那“日月会于龙狵, 土气含收, 天明昌作, 百嘉备舍, 群神频行。”之时。
龙狵，东方苍龙之一，亦即龙尾星。
后世学者对比各项文献，最终确定观射父所言，应是龙尾伏辰之时——农历九月十日前后。
由此可见，在昭王之后，至少在楚国，每年九月十日登高祭祀祝融是非常普遍的，也无怪乎屈原有“集重阳入帝宫兮…..祝融戒而还衡兮”的美好想象。
与楚人对祝融的崇拜相同，其它地域的人们也极其崇拜火和火神。我在写“荧惑守心”的时候曾经介绍过心宿二星，在古人看来，心宿二就是火神的标志，又被称作大火。
《夏小正》中曾记载“九月内火”，意思是九月火星将从星空中隐匿，这代表着冬季即将来临。
冬季对于先民来说，是死神一般的存在，因此火星的隐匿就意味着生命的消亡。
在古人看来，天下万物皆分阴阳，就连数字也是如此——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为奇数之极，九月九日便是极阳之日。盛极必衰，重九之后便是颓势，于是古人又有“阳九之厄”一说。
而正因为对死亡的畏惧，才有了对长生的渴求，九月九日，也就有了登高逃避死亡的美好祝愿在。
因此，先民们常在九月举行祭祀火神的仪式，来祈求保佑。再加上九月是一年丰收的季节，因此丰年庆典与祭祀也常安排在九月。
《礼记月令》中就曾有“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的记载，《吕氏春秋》中也言“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
各种习俗最终相与为一，成了后世的重阳节。我们应当看到，节日的演变往往都是漫长、复杂的，来源往往也并非单一。
到了西汉，重阳节一改先秦之时祭祀的功用，越趋于娱乐与世俗，奠定了辟邪、延年的文化内涵。
到了晋代，重阳节更是法定节日之一，这一点文武百官聚在一起尽兴玩耍，也有了“孟嘉落帽”这等风流潇洒的典故。
《世说新语》中记载，庾亮过世之后，桓温继任江州刺史。又是一年重阳日，桓温带着文武百官登高游览，并在龙山之上设宴欢饮。当时气清风却不和，竟将孟嘉的帽子吹走，可孟嘉沉迷良辰美景，却是毫不自知。
桓温玩心大起，示意大家不要告诉孟嘉，但见孟嘉依旧痛饮酒，与他人谈笑风生。中间孟嘉离席，桓温命人将帽子放到孟嘉的桌子上，并留下小纸条调笑。
孟嘉回来，看到桌上的帽子，方知自己失礼。但孟嘉面色不改，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自自然然的将帽子戴上。孟嘉再看了那调笑的字句，命左右拿来纸笔，奋笔疾书，写下一篇文采斐然、诙谐有趣的答词来解释自己落帽之失，满座宾客为之倾倒。
孟嘉落帽的从容潇洒，后世仰慕不已，诗词当中经常提及，诸如李白的“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杜甫的“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辛弃疾的“谁与老兵共一笑，落帽参军华发”,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单是孟嘉落帽的诗词已是耳熟能详，与重阳有关的诗词更是俯拾皆是，像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种千古绝唱，孩童也能朗声背诵，“每逢佳节倍思亲”这种佳句更不知勾起过多少人的共鸣，幼时不明白其中的情感，长大了后，佳节多是客中过，才理解了其中的那份思念情意。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西京杂记》中有云：
“九月九日佩带茱萸，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自古相传，莫知其由。”
登高、佩茱萸、饮菊酒的风俗千年未更。
登高、佩茱萸、饮菊酒这些习俗对于今日来说操作性可能不高，但一份对亲友的祝愿也算容易，最难的是独在异乡、与家人分离的那份羁旅之情的排解。这份思念，就是重阳节对于今人的我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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