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司马迁生命的壮怀与悲叹是什么，史记:司马迁生命的壮怀与悲叹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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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0年，汉元封元年，晚春的一天。洛阳城中，一对父子执手而泣。这对父子就是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和他的儿子司马迁。司马氏父子的诀别，开启了一段壮丽的生命旅程，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佳话，催生了逸响千载的皇皇巨著。

司马氏的先辈曾长期担任周朝的史官。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年间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长期担任太史令。他通晓史籍，精通诸子之学，矢志继承孔子的《春秋》史学，创作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但生前未能如愿。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述父子诀别的情景：

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父子诀别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窥看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原始动机，就是承袭家族事业和完成父亲遗愿。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华大地经历了长达五百多年的战乱。汉王朝立国后，国家从混乱走向盛世。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原因何在？什么样的治国方略才能够使国家长治久安？这两个问题成为当时汉王朝上下关注的热点。司马氏父子屹立于时代的潮头，他们著史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反思治乱兴替的原因和探索治国安邦的方略。

情感是创作的原始动力，理性思考是将内心热情转化为具体创作成果的必由之路。司马迁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提炼升华《史记》的内涵，使《史记》成为富于时代风貌，彰显个人思想的煌煌巨著。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正在“论次其文”，专心撰写《史记》。正当此时，祸从天降。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处腐刑，身心受到巨大的创伤，修史动机发生了重大转变。历经磨难后的司马迁，对人生和历史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开始将自己于郁结中体会到的生命激情融入创作中，使《史记》成为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历史巨著。

一、李陵：五千孤军战万骑 力战覆没迫降敌

李陵（？–公元前74年）的事迹主要记录在《史记·李将军列传》《报任少卿书》《汉书·李陵传》和《汉书·苏武传》四篇文献中。李陵是名将李广之孙，有李广遗风，善于骑射，关爱士卒，成年被选为建章监。李陵曾率八百骑兵深入匈奴两千余里，后来任骑都尉，领五千步卒，镇守酒泉、张掖一带。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汉武帝下令北击匈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骑兵三万，计划在祁连山到天山（即燕然山，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脉，又称白山、折罗漫山）一线攻击匈奴右贤王。李陵率领五千步卒出居延（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策应李广利。

李陵率军出塞三十日，抵达浚稽山（属阿尔泰山脉中段，位于今蒙古国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源以南一带），遭遇匈奴单于主力骑兵三万。李陵所部以少胜多，杀敌数千人。匈奴单于增兵至八万，包围李陵所部。李陵率部且战且退，又与匈奴大军鏖战八天，伤亡过半，箭矢用尽，歼敌一万多人。因久攻不下，匈奴单于一度打算撤兵。后因叛徒出卖，匈奴单于得知李陵所部的底细，下令强攻。此时，李陵所部距离边境只有一百多里。汉武帝指挥失误，已经把接应李陵的援军调动到其他地区。李陵所部孤立无援，拼死力战，几乎全军覆没。《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陵高呼“无面目报陛下”，被迫投降匈奴。

据《汉书·李陵传》和《报任少卿书》记载，李陵刚抵达浚稽山时曾派人向汉武帝奏报进展情况。朝廷上下闻听捷报，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李陵战败降敌的消息传回，“大臣忧惧，不知所出”。北击匈奴的主力李广利，虽然斩杀匈奴一万余人，但是在没有遇到匈奴主力的情况下，遭敌围困，折损了六七成的兵力，幸有援军力战，才得以脱险。

出击匈奴，两路大军尽皆败北，汉武帝“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被封海西侯，平步青云。但是，李广利并无大才。太初年间，李广利领兵进攻大宛都城贰师城，所以被拜为贰师将军。是役，李广利率领数万人，折损了九成兵力，只获得了几匹西域宝马。之后攻伐匈奴，多次损兵折将，大败而归。这次北击匈奴，汉武帝有心让李广利立功，再次加官进爵，却因汉武帝任人唯亲、指挥失当和李广利无能而兵败。朝堂上的谄媚小人早就看透了汉武帝的心思，于是落井下石，将兵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李陵身上。

二、司马迁：忠直谏言遭祸事 忍辱负重受腐刑

对于朝廷中的谄媚之风，司马迁义愤填膺。目睹小人对李陵的构陷，司马迁痛心不已。他认为，李陵有古代名将之风，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受部属爱戴，部下愿意为之死战。虽然战败降敌，但是李陵还是想再寻时机报效朝廷的。李陵以五千步卒，与匈奴主力鏖战十余日，斩杀骑兵过万，其功绩足以彰明天下。司马迁对李陵的品行和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在《报任少卿书》中写道：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自饮泣，张空弮（quān），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

正当司马迁愤懑不得抒怀时，汉武帝召问李陵之事。司马迁直言以对，“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司马迁的一片“拳拳之忠”，却被认为是诽谤李广利，诬蔑汉武帝。汉武帝将司马迁以“诬罔”之罪下狱。西汉时期，“诬罔”是欺君大罪，当处以死刑。死罪可以用交纳五十万钱或腐刑两种方式代替。司马迁无钱赎罪，亲朋故旧又无一人敢出手相救。身陷囹圄的司马迁，悲痛万分，在生死荣辱之间，经过一凡痛彻心扉地自我斗争后，他选择了接受腐刑。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描述了内心的徘徊挣扎：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螘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为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 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

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ruǎn）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臣子是否有罪，死罪是否可以代偿，只在皇帝一念之间。李陵投降匈奴后不久，汉武帝发觉自己受了部下蒙蔽，调走接应的军队，才导致李陵兵败。于是，汉武帝派人慰劳生还的李陵残部，命令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设法营救李陵。当时，另一名投降匈奴的将领李绪，正在帮助匈奴练兵以防备汉军。公孙敖捕获的俘虏将李绪误称为李陵。汉武帝未经核实，盛怒之下诛灭李陵全族。汉武帝一朝，用钱赎死罪的不过数人，因得罪皇帝被杀者何止千百人，司马迁之前无人以腐刑赎死罪。

司马迁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在帝王眼中与蝼蚁无异，自己的死亡对于帝王的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刑不上大夫，何况是耻辱至极的腐刑。自古以来不堪受辱，多有士大夫以死保持名节的。就连“婢妾，犹能引决”，何况是太史令司马迁呢？司马迁再次陷入极度的挣扎之中。死亡只不过是一瞬间，忍辱苟活却将痛苦一生。何以为生？何以赴死？在历经了一番常人难以体会的痛苦挣扎之后，司马迁领悟了人生意义的真谛所在，喊出了振聋发聩的生命最强音：“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心中重于泰山的就是著史事业。司马谈在临终时告诉司马迁，“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也是司马迁著史的最原始动机。司马迁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这项伟大的事业。这项事业是家族使命，是父亲的殷切嘱托，是历史赋予的重任，然而“草创未就”，“惜其不成”，无论如何是不能半途而废的。如果最终著成“一家之言”传于后世，则“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故而，司马迁几度徘徊挣扎于生死荣辱之间，最终决定忍辱苟活，完成重于泰山的使命。临刑之际，慷慨凛然，“就极刑而无愠色”。

三、太史公：忍尤攘诟泪双流 壮怀悲歌照汗青

受刑之后一年，汉武帝又启用司马迁作中书令。中书令本来是由宦官担任。身受腐刑，又与宦官为伍，司马迁认为自己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尊严。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列举了自古以来不耻于与宦官谋事的先例，表达了内心深处常人难以想象的耻辱感：

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奔涌着无限热情的内心世界是伟大作品诞生的温床。明确而坚定的意图是哺育伟大作品的养料。司马迁在经历了生死荣辱的大彻大悟后，在伴随余生的极度耻辱感中，迎来了创作动机的升华，认为伟大作品都是“意有所郁结”的抒怀，写下了传颂千载的名言：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著史大业不再是为盛世谱写赞歌，而是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到创作之中，加入了对帝王将相的客观批判，更加注重从人生价值的探讨和命运无常的慨叹中去追寻历史的价值。司马迁的苦苦追寻使得《史记》呈现出浓烈的抒情性和悲剧色彩。清末小说家刘鹗（1857年—1909年）在《老残游记》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史记》为太史公之眼泪”。

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救护赵氏孤儿的公孙杵臼和程婴、斩衣三跃的豫让、伏楚王尸体被射杀的吴起、被车裂的商鞅、客死寿春的廉颇、饮鸩自杀的吕不韦、蹈海自尽的田横五百士、遭遇“狡兔死，走狗烹”的韩信等等，《史记》中的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不胜枚举。司马迁描写悲剧人物既是对这些人物命运的同情，更是对自己人生的慨叹，在《屈原贾生列传》结尾处感叹：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司马迁对悲剧人物的描写过程中洋溢着对英雄气概的赞颂之情。《赵世家》中程婴救孤的故事感人至深。程婴用自己的孩子调换了赵氏遗孤，随后告发公孙杵臼藏匿赵氏遗孤。公孙杵臼、程婴的儿子都被杀害。程婴忍受告密骂名十五年，抚养赵氏孤儿成人。《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救人于厄，振人于赡”，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被司马迁称赞为“烈丈夫”的伍子胥，舍小义，雪大耻，名扬后世。这些悲剧人物在人生关键时刻的取舍，都与司马迁有相似之处。

司马迁试图揭示人生悲剧性的原因。以项羽为代表的悲剧人物，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弱点，而这些弱点导致了自身的悲剧结局。项羽生前战功赫赫，死得慷慨壮烈，然而他自始至终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问题，最终乌江自刎。司马迁还是时常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扁鹊苍公列传》中借用老子之言表达命运的不公：“美好者不祥之器。”这类悲剧人物，折射了命运之神对司马迁的不公。司马迁抒发了对历史和人生的偶然、不公和难以琢磨的感慨。

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司马迁正是鲁迅先生笔下“真的猛士”。司马迁的人生是何其不幸，又是何其幸运。言其不幸，他可能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一项艰巨的使命，人生的壮年因耿介直言获罪，受腐刑之大辱，他是“哀痛者”。言其幸运，他承接起了那份使命，并将其转化为毕生的追求，又在生死荣辱之间领悟了生命的真谛。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够在生死荣辱之间有这般痛彻心扉的大彻大悟？司马迁又是“幸福者”。

司马迁的生命是不断磨砺，不断追求，不断升华的历程。在平凡中坚守，在磨难中坚韧，在悲痛中奋起，是司马迁精神最为感人之处。司马迁把个体的生命体验融入到创作中，最终超脱了对个体痛苦的悲叹，发展成对人生和历史的哲学思考。儒家以理性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世界，探求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把对三者关系的思考转化为探求现实的人怎样成为真正的人、理想的人。这是儒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从来没有哪部艺术作品为政治唱赞歌而成为经典的。只有对生命光辉的礼赞和对众生苦难的悲悯，才能够成就跨越时空的经典。

《史记》的创作宗旨，伴随着司马迁的生命体验，不断地凝练、升华，超越了现实的政治环境，蕴含着司马迁对于天、地、人三者关系的哲学思考，凝结着司马迁对理想人格的思考与探求。两千多年来，司马迁的人格魅力、精神力量和思想境界感染、启迪、激励了无数后人。司马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史上一座灯塔，在许多个暗夜里给后来者照亮前路。《史记》的价值超越了史学和文学本身，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